作为一种良法理念，“少杀慎杀”是我国刑法发展的趋势 Think again

79刑法期间，高死刑率是当时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

1979年刑法(以下简称79刑法)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，这部刑法在死刑上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。但随着开改革开放的帷幕的拉开，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破坏经济的犯罪日益猖獗，犯罪状况趋于恶化，受“治乱世用重典”思想的影响，死刑万能、重刑主义的思想认识占据了主导地位，其间典型的表现就是从重从快的“严打”。死刑由原来只惩治那些危害特别重要的社会关系的严重犯罪，发展到亦惩治那些侵犯比较普通的社会关系的犯罪。自1981年至1995年，我国刑事立法中可处死刑的犯罪由原来79刑法规定的28种猛增到74种，并且大范围的下放死刑复核权，大大降低了死刑复核的规格，在程序上为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开了一个缺口。

随着人类文明、刑法理论和各国人权事业的发展，国际上对废除死刑的呼声渐涨，中国对死刑的态度也发着改变，1997年我国颁布施行新刑法(以下简称97刑法)，其后至2011年共有八次修正案。在死刑罪名的种类上，由之前的74种消减合并为现行的55种；对各种可判死刑的犯罪都作了法定情节的限制，并对某些多发性犯罪适用死刑提高了适用标准。在死刑也需经最高法核准，限制了死刑适用的数量，在新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，更是通过调高死缓、无期徒刑实际执行的最高刑期的做法，以此作为替代性措施，来限制死刑。2011年7月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《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（2009－2010年）〉评估报告》也表示，中国进一步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，保障公民人身权利。

7月13日，有媒体报道了对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的专访。在田成有看来,“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，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。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，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、一个典型”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不愿署名的法官在给《南方周末》的一封信中也表示，“现代文明社会里，我们应当消除对死刑的迷信和崇拜，不能再把死刑当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。”不可否认，云南省高院的“少杀慎杀”理念，以及从生命观、人权观角度对中国的司法现状提出的刑罚理念，都具有进步的意义，值得肯定，但云南省高院的意识却超前了一点，在中国刑法还没有取消死刑，当判死刑者就必须判处死刑，不应该以“观念”而废法，更不能为了树一个“10年后的标杆”，就可以超前司法。假如人人皆以践踏法律为乐，法律将毫无意义，自然也无人会遵守。

云南高院副院长表示：“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，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，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。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，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。”

李昌奎案被称为“赛家鑫”案，法官的判决和公众的舆论之间呈现出巨大差异的。

开启“少杀慎杀”，李昌奎案并非适合的案例 Think again

按照刑法规定，李昌奎判死缓量刑偏轻

对于李昌奎改判死缓，云南省高院给出的理由是该案属邻里纠纷，危害性较少，且李昌奎有自首情节、归案后认罪、悔罪态度好、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。但在事实面前，上述理由难以成立，李昌奎犯下血案，畏罪潜逃，皆因在公安机关追逃的高压态势下被迫投案自首，是否够构成自首存有争议。而且，李昌奎家属在乡、村两级干部多次做工作过程中，始终以各种理由借口不拿钱给遇害的王家飞、王家红予以安葬，直至在乡、村两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、人民调解委员会责令后，才被迫公开变卖相关物品，让受害者家属得到了21838元安葬费，可见“积极赔偿”，“悔罪态度好”的说辞也缺乏事实根据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上述种种情形下，李昌奎并没有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。

       虽然法律上确有“婚姻纠纷、邻里纠纷”等问题引发的凶案要“少杀慎杀”的说法，但并非一律不可杀，根据我国刑法，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“罪行极其严重”是指犯罪性质极其严重、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和手段极其残忍。回顾此案，李昌奎先是用手将王家飞掐晕后抱到厨房门口实施强奸，待王家飞苏醒后，李昌奎又用条锄击打其头部，并将其跟年仅3岁得弟弟王家红用绳勒死。无论犯罪性质还是施暴手段都是残忍至极，所犯罪行也难以用简单的“邻里纠纷”开脱。就连致力于废除死刑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，也在微博上表示“此判不妥”，并称“李作案手段残忍，三岁小儿也残害，令人发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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